新四军第七师给一般人两个印象，第一是最富有，能搞钱；第二是实力弱，人数少。最富有这个特征笔者不否认，确实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第七师确实在经济上领先其他师。但是对于第七师实力弱这一说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第七师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并且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第七师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其中张鼎丞由于1939年就去了延安学习，1943年还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回到华中，张鼎丞实际上并没有参与抗战时期新四军七师的工作，师里的工作前期由政委曾希圣主持。
七师成立时下辖包括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约700人，林维先率领的三支队挺进团约500人，孙仲德率领的无为游击纵队约800人，加上一些地方部队总人数约3000人。其中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和无为游击纵队合编为七师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委由师政委曾希圣，挺进团单独编制，团长林维先，此外还成立了独立团。
第七师成立后首先打通了与五师的联系，随后挺进团开辟了桐城以南游击区，1942年2月，原皖南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结束了突围后的审查，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实际负责七师的军事指挥，这对七师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此后七师继续巩固、发展巢无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城)庐(江)地区的抗日斗争。此后第7师相继发展了铜陵、繁昌地区，含山、和县地区，桐城、怀宁、潜山地区，望江、太湖、宿松地区，创建了皖中、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了与新四军第六师、第二师的联系。
七师打下来的这些地方都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既土地肥沃，也水资源充足。此时，饶漱石代理了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他改变了第七师原本战略机动部队的定位，让第七师大力发展经济，利用所在的皖江地区于长江下游，是连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重要通道这一便利，成立了“大成贸易公司”。
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平台，这家公司不仅在根据地内部进行物资调配，更重要的是，小姚甚至还派遣专门的经济人才来到七师负责经济工作，还打通了与敌占区的贸易渠道。七师每年向上级缴纳了大量军费，养活了很多主力部队。
在作战上，1943年第七师改编为含和、沿江、皖南、巢湖4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每个支队都兼军分区，有独立的发展区域，全师发展到约6000余人，同年9月新四军二师六旅撤销，下辖第十六团划归七师，这个团实力很强，是原红28军82师特务营发展而成，是个红军团。
1943年，原六旅旅长谭希林担任七师代师长，主持作战工作。后七师沿江支队和十六团合编为新的七师十九旅，这个旅在抗战胜利后被新四军军部评为十一个甲种旅之一，有很强的战斗力。
整个抗战期间，第七师从皖南事变后的3000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的主力部队和7千余人的地方部队，共歼敌约2万余人，是新四军七个师中起点最低，队伍发展最快，也是上交钱粮最多的师。
解放战争，七师的命运就相对坎坷了，1945年年底，七师向北转移到山东被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参谋长孙仲德，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旅。
1946年下半年两淮失守，这对于新四军来说是个很大的事件，山东和苏中两个解放区被隔开，苏中解放区丧失主动权，只能转入游击战，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至山东。
1946年年末，山东野战军迎来了较大的调整，第七师下辖的二十一旅被撤编，二十旅的两个团分给六师，一个团分给一师，二十旅实际上也被撤编，整个七师只留下了主力第十九旅。紧接着十九旅与华中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主力是原新四军二师五旅）合并成新的山东野战军第七师，下辖十九旅和五旅。一个主力师被同时撤销两个旅，这在新四军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原七师的领导班子几乎全部调离，新七师师长由十一纵司令员成钧担任，政委是赵启民，这两人是原二师五旅的旅长和政委，相当于新七师的军政主官都换成了原来五旅的干部。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第七师改编为华野第七纵队，成钧和赵启民分别担任军政主官，成为华野主力纵队的七纵在莱芜和孟良崮、淮海战役中都有很好的发挥，证明七师的这次整编是正确的。
转过头来说到老的第七师，确实有很多官兵对老七师被拆分且干部被调离心里有些怨气。网络上也有很多种说法说谭希林和曾希圣由于长期在皖江发展，只听陈毅的指挥，不太服从粟裕的领导，有一些“山头主义”倾向，确实之后谭希林几乎没有再带主力部队，解放后还担任了驻外大使，曾希圣此后也主要以参谋和地方军区工作为主。
七师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经历坎坷，由于部队大多是游击队和皖南事变的残部所组成，经过了皖江的发展，不但上缴了大量的钱粮，也壮大了队伍，对军队的发展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