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下旬，上海的春寒依旧料峭。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阴暗潮湿，陈赓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人——鲍君甫。这位昔日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此刻已是阶下囚，面容憔悴，但眼神里还透着几分精明。两人相见，感慨万千。陈赓自己刚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没想到竟与自己单线联系的鲍君甫成了狱友。
鲍君甫的处境，比陈赓要早两年。自从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工作网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陈赓在紧急撤离前曾警告过鲍君甫，劝他赶紧转移。遗憾的是，鲍君甫自恃身份特殊，人脉通天，没有听从劝告，结果被顾顺章供出，锒铛入狱。
看着眼前的鲍君甫，陈赓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惋惜，也有几分愧疚。在组织营救他出狱前，陈赓紧紧握住鲍君甫的手，郑重其事地留下了一句话：“我们将来得了天下，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在鲍君甫此后漫长的苦难岁月里，给了他一丝微弱的希望。
鲍君甫，这个名字在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可谓是响当当。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杨登瀛，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的社交圈里长袖善舞。不得不说，鲍君甫的交际能力，确实是那个时代上海滩的一绝。他不仅与日本方面关系匪浅，还和英法租界的巡捕、青帮的头目称兄道弟，是个典型的“万事通”。
这份能耐，很快就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陈立夫看中了。经同乡杨剑虹引荐，鲍君甫迅速成了陈立夫的座上宾，甚至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蒋介石更是亲下手谕，命他在上海搜集“反动分子”的情报。在国民党高层看来，鲍君甫是他们插入上海心脏地带的一把利刃。
然而，陈立夫和蒋介石都看走眼了。这个他们眼中的心腹干将，私下里却有着另一重更为隐秘的身份。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鲍君甫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倾向革命。回国后，经我党早期党员陈养山的引导和培养，他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国民党的任命状摆在面前时，鲍君甫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藏身于自己家中的陈养山。陈养山当时已是中央特科的骨干，敏锐地察觉到鲍君甫这个身份的巨大价值。此事层层上报，很快便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当机立断，派遣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与鲍君甫进行秘密接头。经过一番严谨的考察与对话，鲍君甫正式成为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第一个高级情报员，代号“鲍君甫”，由陈赓单线领导。从此，上海滩的这位“大特务”，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双面人生。
为了帮助鲍君甫站稳脚跟，获取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绝对信任，陈赓时不时会提供一些经过处理的、价值不高的党内情报，让他交给上级邀功。就这样，鲍君甫屡次“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名声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稳固。国民党上海站的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谁都对他信任有加。
谁能想到，这位国民党在上海滩的特务总负责人，暗地里却是我党最重要的一道安全屏障。除了周恩来、陈赓等极少数人，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上海滩，都无人知晓他真正的身份。
凭借着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和特殊的身份掩护，鲍君甫为我党屡建奇功。他的情报，就像及时雨，一次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组织，保护了同志。1929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情况万分紧急。正是鲍君甫第一时间获取情报，才使得中央特科能够果断采取行动，抢在白鑫一家潜逃国外前，对其进行了严惩。
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在上海不幸被捕。消息传来，组织心急如焚。又是鲍君甫，利用他与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的私交，亲自出面斡旋交涉，最终硬是把任弼时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保了出来。
更惊险的一次，是针对周恩来的刺杀阴谋。同年4月，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黄第洪从苏联归来，此人早已秘密叛变。他与国民党特务密谋，计划在周恩来前去迎接他时，实施刺杀。而负责在现场埋伏的特务小组里，恰好就有鲍君甫。
得知这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后，鲍君甫心急如焚。他冒着暴露的巨大风险，火速将情报传递出去。周恩来接到警报后，虽然震惊，但还是选择了相信鲍君甫的情报，果断取消了迎接计划，从而躲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君甫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事情还没完。刺杀计划失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对黄第洪大发雷霆。这个叛徒为了“戴罪立功”，像疯狗一样四处搜寻我党地下组织的踪迹。鲍君甫将计就计，利用黄第洪急于表现的心理，谎称徐恩曾有秘密任务，约他在城隍庙的一个街口单独见面。
当黄第洪毫无防备地出现在约定地点时，迎接他的不是什么秘密任务，而是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冰冷的子弹。这个妄图谋害周总理的叛徒，就此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鲍君甫再一次用智慧和胆识，为党铲除了一大祸害。
紧接着在1931年初，后来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关向应同志同样在上海租界被捕。情况危急，又是鲍君甫动用各方关系，巧妙周旋，最终成功将其营救出狱。那几年，鲍君甫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守护神，在刀尖上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保驾护航。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给我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钱壮飞同志虽然在第一时间截获了情报，使得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但上海的地下网络依然遭受重创。鲍君甫因为身份极其隐秘，加上过度自信，最终未能幸免。
入狱之后，鲍君甫反而冷静了下来。他深知自己掌握的机密何其重要，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守口如瓶，坚决否认自己与中共有任何联系，没有吐露半个字。敌人从他身上一无所获。最终，还是他过去积攒的人脉起了作用，在中统的老上级张道藩等人的斡旋下，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后，鲍君甫才得以获释。
出狱时，上海早已物是人非。知晓他真实身份的周恩来、陈赓等人，都已奔赴了新的战场。自此，他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后来，国民党方面看重他的管理能力，让他先后担任了南京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彻底脱离了特工系统。他以为，自己的后半生或许就会这样平淡度过。
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南京市公安局要求所有前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主动登记，坦白历史问题。鲍君甫因为复杂的履历，内心顾虑重重，选择了沉默。不久，他便因“拒不登记坦白”的罪名被逮捕，并面临重判。
在法庭上，鲍君甫百口莫辩。情急之下，他想起了多年前陈赓在监狱里的那句承诺。他向审判人员说明，自己曾为我党地下组织工作，并提出可以请时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作证。南京法院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向陈赓发去了公函。
信件辗转送到了陈赓手中。时隔近二十年，陈赓却从未忘记这位在龙潭虎穴里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他当即亲笔回信，详细证明了鲍君甫的身份和功绩。这封信，如同一道金牌，直接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最终，他被免于重判，仅处以一年管制。
得知昔日好友的遭遇后，已是司法部副局长的陈养山也大为震惊。1952年11月，他特意致信南京市公安局，再次强调鲍君甫对我党地下工作的巨大贡献，并请求在他管制期满后，能给予其生活上的照顾。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鲍君甫获释后，生活费一直没有着落，一度只能靠在街边摆小摊勉强糊口。
1954年，生活陷入绝境的鲍君甫，怀着最后一丝希望，给陈赓写了一封信，恳求组织能给予一些生活补助。这封信，再次牵动了陈赓的心。第二年，经陈赓亲自提议，公安部正式下达指示，要求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向鲍君甫发放100元生活费。在那个年代，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安度晚年。
1956年，南京市公安局又将补助追加到150元。陈养山更是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探望他，对他嘘寒问暖。同年3月，南京军区派专车将鲍君甫接到北京。在这里，他见到了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昔日隐蔽战线上的老领导、老战友。
陈赓待他如亲人，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状况，专门安排人给他安装了假牙，添置了新衣，还派人陪同他在北京游览了三周。临别时，几位领导同志与他聚餐话别，并合影留念。那张照片，鲍君甫珍藏了一生。此后，陈赓只要途经南京，就必定会去看望他，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1961年陈赓去世。
就连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始终惦记着这位当年的“救命恩人”。1958年，周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南京时，还特意向地方同志询问鲍君甫一家的近况，得知他们生活安好，总理才放心地颔首。
可惜好景不长，特殊年代的风暴席卷而来。鲍君甫这样有着复杂“历史问题”的人，自然在劫难逃。一波又一波的人找上门来，逼他交代问题，要他“揭发”早已去世的陈赓、李克农以及尚在位的周总理。年迈的鲍君甫头脑却异常清醒，他知道对方的险恶用心。
面对非人的折磨，他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妻子谭秀珍看着丈夫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哭着劝他随便说点什么应付过去算了。鲍君甫却摇着头，虚弱地反问：“无中生有的事情，我怎么能瞎说呢？”
1969年，受尽折磨的鲍君甫在家中含冤病逝，终年76岁。临终前，他拉着家人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交代：“我不是特务，更不是叛徒，周总理是知道我的……”几年后，当周总理得知鲍君甫的死讯时，悲痛万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家属。直到1975年，弥留之际的总理，还在向罗青长交代，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在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党的人。鲍君甫，正是其中之一。
看不见的战线，被尘封的功勋
鲍君甫的故事，是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史的一个缩影。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其复杂性与残酷性，远超常人想象。在这里，没有冲锋陷阵的号角，却有步步惊心的较量；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有生死一线的考验。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敌人的威胁，有时更来自于自己人的不解和历史的误读。
一个核心的矛盾在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功绩往往是无法公开宣扬的。一名优秀的特工，他的最高成就恰恰是让自己“默默无闻”，甚至是以“反派”的面目示人。鲍君甫在上海滩越是被国民党方面倚重，他对我党的贡献就越大。可也正是这份“显赫”的敌人履历，在改朝换代之后，成了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说白了，评判他们的标准，无法简单地用革命队伍里通行的那套“根正苗红”的逻辑来衡量。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灰色地带。为了获取信任，他们不得不与三教九流周旋；为了传递情报，他们甚至要做出一些伤害组织的“假动作”。这种工作性质，使得他们在政治风向发生剧变时，极易成为被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他们的档案，往往记录的是与敌人的交往，而真正的功绩，却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单线联系的上级脑海中。
鲍君甫是幸运的，因为他的上级是陈赓、李克农，最高领导是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不仅健在，而且身居高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不忘旧人的高尚品格。陈赓在监狱里的那句承诺，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正是这份来自高层的、基于个人信任的担保，才让鲍君甫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有了一道关键的“护身符”。
试想一下，如果陈赓、陈养山等人牺牲了，或者失去了联系，鲍君甫的命运将会如何？答案几乎是注定的。他会被简单地划归为“历史反革命”，在无尽的审查和批斗中，他的辩解只会被当作狡辩，他的功绩将永远被尘封。他的悲剧，将是那个时代无数隐蔽战线工作者共同的悲剧。
因此，鲍君甫的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潜伏与牺牲的个人故事，它更揭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必然的是，这些无名英雄为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偶然的是，他们能否在胜利后得到公正的对待，往往取决于一些非常个人化、甚至带有运气成分的因素。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有太多被遮蔽的细节和被遗忘的个体。他们的功勋，理应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