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1923-2015），新加坡的创始总理与国家缔造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本章节选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第九部分，集中呈现了李光耀对“我的世界观”的独到见解。翻译工作由蒋宗强先生完成。
原则为何？基本战略何在？
在我看来，人性本就蕴藏着暗影，因此必须对其施加约束，以遏制其内在的邪恶倾向。纵然这种看法可能令人感到悲观，但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已经征服了那辽阔无垠的宇宙，但在驾驭我们内心深处原始的本能和情绪上，我们仍显力不从心。这些曾在石器时代助我们存活的本能与情绪，如今却难以适应太空时代的种种挑战。
尼赫鲁先生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其基本判断不幸出现了失误，这一错误最终令他饱受失望与痛苦的折磨。实际上，亚洲的权力政治与部落传统一样，拥有悠久的渊源。不论我们是否乐意，为了生存并保持自身的特色，我们都必须学会挖掘并追求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尽管儒家思想坚信人性具有可塑性，我个人的观点却与此相左。在我看来，人类与动物并无二致，对于是否能够对其本性进行根本的改良，我持保留态度。不过，我坚信对人的行为进行训练与引导是切实可行的……正如同我们能够指导习惯用左手的人改用右手书写，但这种改变终究无法触及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大众共识是，每个人应当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然而，这一信念在实际情况中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这一原则无法得到贯彻，那么对平等的渴望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一个不容忽视的朴素真理是，世间万物皆非绝对平等，无论是尺寸微小的物品，还是规模宏大的存在，皆无同等之状。平等这一观念，在物质世界中从未真正降临。即便是看似无异的孪生兄弟，他们的诞生亦有着先后之分，往往先来者占据了先机。人、部落、国家皆然。
人类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平等，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中。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最终走向了失败，原因在于其试图实现利益的平均分配。然而，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无人愿意付出努力，同时每个人都渴望获得的不少于他人。
起初，我也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这一理念恐怕是最难以实现的。人类历经数百万年的进化，遍布全球各地，彼此隔离，各自寻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千差万别……这些都是我从书本中汲取的知识，而我的亲身经历也验证了这一切的真实性。我们所能阅读的书籍浩如烟海，但仅凭几位作者的论述，难以确证其真实性，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然而，通过我个人的经历，我深刻地发现：确实，存在着种种差异。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新生儿中总有一部分孩子显现出超群的智慧，另一部分则归于平凡，而还有少数或许显得稍显迟钝……正是这些如同天才，抑或略胜一筹于常人之人，最终引领了未来的潮流……我们热切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期望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但内心深处，我们并不幼稚地认为世界上能够找到两位在毅力、动力、敬业精神及内在天赋等方面毫无差别的个体。
在深入讨论该话题时，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既清晰又极具说服力，与我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见解不谋而合。然而，他的著作并未详尽地揭示部分杰出知识分子所显露出的不智行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些杰出的思想者们普遍深信，人类大脑的潜能足以构建一种更为卓越的制度。这一制度所赋予的“社会正义”，其深远影响远胜于过去数世纪里由“历史演变”与“经济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种种成果。
任何政权、宗教或思想都无法统一全球，亦不能依照预设的蓝图重塑世界格局。世界的多元性显而易见，各民族、文化、宗教、语言和历史各具特色，各国理应遵循自身的道路，追求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卫星、电视、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便捷的旅行条件使得各国社会紧密相连，相互间的互动和影响日益加深。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何种社会制度最符合一个民族的需求，这取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律。
我对战略思维和决策持积极态度。
或许，按照欧洲的衡量标准，我似乎置身于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然而，我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坚决倡导实现机会的公正分配，全力以赴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优质的成长机会；另一方面，我心中怀抱着一份真挚的同情，希望那些遭遇波折的人们，在面对逆境时，能够避免更加深陷困境……究竟怎样的策略最为理想？我们该如何确保最大范围内的人们能够获得最高的幸福和福利？
自幼沐浴在三代同堂的和谐氛围中，这使我自然而然地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思想如细雨般悄无声息地滋养着我的心灵。儒家学说坚信，若人人都能立下成为“君子”的志向，社会便能自然而然地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理想中的君子，其品质与绅士精神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意在提醒世人远离邪恶，积极行善，孝顺父母，忠于配偶，悉心养育子女，友善对待朋友，唯有如此，方能成为忠于君上、效忠国家的良民……儒家哲学的要义在于，要实现社会的和谐运转，必须将广大民众的幸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将社会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私欲之上。这一思想与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更侧重于将个人利益作为首要考量。
每当我踏上旅行的征程，访问不同的社会与政府，我便会细致洞察其运作机制，深思其高效运作背后的奥秘。思想的源泉并不仅仅依赖阅读来滋养。固然，书籍能为我们提供智慧的养料，但若不能将所学知识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书本中的知识便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价值。我常将阅读之物与个人经历相映成趣……与博学之士进行深入交流，其意义尤为重大，不容小觑。在我看来，此过程的价值远超于埋头苦读文献。一次简短的交流，便足以让你萃取到对方的智慧精华和思想精髓。
新加坡今日的辉煌并非巧合。我们对于每一处可能出错的地方都投入了无比的精力，以规避任何失误。正因这不懈的努力，我们得以成就今日的辉煌，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必须认识到，没有这些储备，一旦面临挑战，我们将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我们拥有一个高效运作的体制，而这体制的良性运作，离不开我们智慧与专业技能的奉献。新加坡汇聚了来自全球的人才，他们在金融服务业、制造业、旅游业以及其他经济领域中，活跃着，贡献力量。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难以被轻易模仿，而我对这一观点的坚定信念，恰恰是我所做出的最为显著贡献，也可谓是我最为宝贵的成就之一。
您的人生经历与事业发展是如何相互交织，进而影响了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呢？
我的思想深植于我的个性之中，亦根源于我个人的生活历程。在人生旅途中，每当遭遇如世界末日般的剧变，便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令人震惊的变故。我的生命历程亦如此。若非1942年日本军队发起了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还能延续千年之久，然而事实却在当年戛然而止。我从未料想过日本人能够征服新加坡，将英国人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之残暴，甚至让我自身也未能幸免于他们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理念之前，我便已深刻领悟到权力的本质。日本人通过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真理，而英国人则未能做到。当时的大英帝国正走向末路，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本无需借助残酷的武力来维持统治。他们只是利用1868年印度囚犯在山上建造了这栋庞大的政府办公楼，借此实现对民众的管控……我借鉴了英国人在治理国家与引导民众方面的智慧，同时，亦对日本人在运用权力方面所展现的独特手法有了深刻的领悟。
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对我而言，成了一堂无比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在那漫长的三年半岁月中，我亲历了权力的本质，深切感受到了权力、政治与政府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我也领悟了在强权政治的压迫之下，人们为了生存所采取的各种应对策略。起初，英国人统治这片土地，他们是这里无可争议、完全意义上的主人。然而，随着日本人的到来，我们曾对他们的体型、视野和眼神抱有轻蔑和嘲笑的态度。
在与内阁同仁一同回顾那段治理新加坡的繁忙岁月时，我们不禁心生感慨，深刻认识到那些充满挑战的学生时代对我们的成长有着莫大的裨益。我们曾遭受街头流氓的欺凌，若非亲身经历这样的磨练，或许我们早已屈服。未曾体验过风险，就如同被囚禁在篱笆之后的犬类，虽然安全无忧，但一旦置身于繁忙喧嚣的险境之中，难免会遭遇生死的考验……对于现年四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来说，他们无一例外都经历过这样一堂充满考验的政治课……而我们的子女，未曾体验过在侵略阴影下所承受的苦难；相比之下，那些较年轻的部长们也缺乏这样的经历。激烈的竞争塑造了前辈们的性格，那些体质柔弱、行动迟缓或是容易紧张的我们，便成为了这场早期斗争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在达尔文阐述的自然选择法则中得以存续的个体，无不怀抱着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吸收了哪些智慧结晶？我洞察了人与社会根本且恒久的真理，学会了引领人类及文明向前发展的途径，并敏锐地意识到了停滞不前与衰退的隐忧……我深刻理解了文明社会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个人成就的深远意义。步入五十余载，渐行渐近六十之年，我逐渐领悟，相较于知识、道德与精神层面的丰富，世间那些荣光与成就，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影；而感官上的欢愉与快乐，亦只是转瞬即逝的时光流逝。……我陷入了沉思，关于我的性格特质，哪些是天赋的，哪些是通过生活磨砺塑造的。如果不是经历了种种考验和困境，现在的我又会是怎样呢？在生死关头挣扎，面对重重危机，我的视野、志向和事物价值的评估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坚信这些变化将会对我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我的“硬件”——我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我的“软件”——我对信仰、荣誉和财富的看法——已经被人生的经历深刻地雕琢。换句话说，即便“硬件”——先天的优势——再怎么出色，没有“软件”——后天培养的素质——“硬件”也无法充分展现其真正的价值。
何战略模式致此态度？
真理的检验，唯有依托实践这一根本途径，方能对逻辑与推理的可靠性进行最深入的验证。
考验在成绩。百万亚洲的游子们远离尘嚣，对世事不闻不问，亦对理论探讨毫无兴趣。他们所期求的，不过是过上稍微宽裕一些的生活，追求一个更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
为构建卓越的经济生态，我们必须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破解增长与发展的难题，而不仅仅满足于沉浸在各种理论探讨之中。这一做法亦体现了理性思维的核心精神。
我的生活并未以某一哲学体系或特定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我致力于追求事物的极致完美，随后任由他人从我所取得的成就中挖掘出相应的理论或原则。构建理论并非我所热衷之事。更注重过程而非直接结果，我更愿意深入探讨如何高效地执行这一任务。在考察了多种策略之后，一旦发现某项策略可行，我便着手研究其根本原理，致力于从中提炼核心要义。我未曾亲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哲学巨匠的亲传教诲，我的求知兴趣始终聚焦于那些能够切实融入现实世界的事物之中……面对逆境、重大考验或是诸多艰难的选择，若初步的策略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我便会着手寻找其他可行的备选方案。我偏好那些成功率较高的选项，然而即便如此，我也决不将所有的期望集中在一处。即便初次尝试未能达成目标，我仍留有其他途径可供探索，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险境。
我们不偏爱纯粹的理论探讨，不迷信理论的绝对权威。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应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求职就业、谋生糊口、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购买衣物、购置住宅、养育子女等。虽然我们可能接触过某些理论，内心可能有所保留，但我们坚守实用主义，不受理论的桎梏。一旦遇到可行的方案，我们就付诸行动，这也是新加坡能够取得今日经济成就的原因。在评估任何理论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个理论是否切实可行？它能否真正造福人民？既然这些低廉的劳动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为何不让他们为跨国公司服务呢？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否则这些宝贵的知识可能永远无法触及。尽管发展经济学派将此视为剥削，但我们的实际经验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更注重通过实践行动来推动发展，而非单纯地对复杂理论提出质疑。
在《外交事务》期刊中，金大中以“命运中的民主”为题发表文章，接受委托对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言论进行反驳。然而，我认为这样的反驳并无必要，因为金大中的立场显得过于乐观。我们究竟在何处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变为现实？如果他们的预言注定成真，为何他们还会如此兴奋？他们的热情和强烈的反驳反而暴露了他们对自己观点的不坚定，以及对预言实现信心的不足……如果历史确实站在他们一边，即历史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必然趋势，那么请忽视我的看法，无需过多宣传，可以吗？我深信，一项理论若仅因辞藻华丽或逻辑周密，尚不足以证明其具备现实中的可执行性。理论的真正价值，终需在生活的实践中接受检验。换言之，我们必须聚焦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并深思这些现象可能对国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
个人观点是，美国的政治体系并非完美无瑕，也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我注意到，英国正在尝试借鉴美国的模式。那些不加区分地效仿美国体制的人们似乎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开始公开其保密信息，这种行为就应被视为一种趋势。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社会的透明度，并认为如果部长或法庭隐藏真相，公众有义务将其揭露给反对派。但这样的看法是否成立？这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尚未经过实际的检验。如果我们破坏了社会的基石，可能会对子孙乃至更遥远的未来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审视两种制度时，一者业已历经实践检验，而另一者尚待接受考验。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我自然更倾向于选择那经过实践验证的制度。至于未经验证的制度能否有效，不妨由他人去尝试并验证其可行性。若一项制度能够激发科技的迅猛进步、惠及民众福祉、破解社会难题，却因担忧争议而轻易放弃，那实乃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关键在于它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实质性影响。
在制定战略和作出决策时，历史应扮演何种角色？
时光荏苒，历史的巨轮虽不会重复行进于同一轨迹，但其中蕴含的某些规律及其引发的后果却始终如影随形。若是对历史缺乏深刻的洞察，便会陷入视野的狭隘；反之，若能洞察历史之真谛，便能展望未来，拥有洞察先机的智慧。
为了洞察现实、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深入掌握历史，即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对事件本身的了解，更要洞察其发生的缘由。这一点尤为关键，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个人的过往经历塑造了他对某些事物的喜好与厌恶，也决定了面对类似事件时的态度，是欢迎还是恐惧。同理，一个民族亦会从其历史中的成功与挫折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种集体的记忆决定了民族对新事物的接纳与否，因为他们在新事物中往往能找到与历史经历的共鸣。年轻人从个人经历中获取的知识最为丰富和深刻。前辈们以巨大代价和辛勤汗水积累的经验，能够拓宽年轻人的视野，帮助他们应对未曾遭遇的新问题和风险，然而，这种经验毕竟是间接的，相较于基于个人经历的直接经验，它显得不够生动、深刻且持久。
随着越南战争的硝烟初起，美国各界人士普遍意识到对越南及其人民的历史了解尚显不足，这种认知上的空白成为了他们的一大短板。鉴于此，耶鲁、康奈尔和斯坦福等知名学府，以及兰德公司等智库机构，迅速汇聚了一批跨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投入到了相关研究之中。若美国能够在介入越南冲突之前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或许他们的军事部署将会转向柬埔寨，而非越南。
在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环节，简洁明了的表达至关重要，该要素应居于核心地位，以保证信息的精准传递与被正确领会。
我愿就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表述之重要性发表几点看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实属不易……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若希特勒的演讲摒弃口语化，转而采用书面语的形式，或许德国民众便不会轻易被卷入那场灾难。……无论您将会议纪要、备忘录，抑或即将公开发表的类似总统演讲稿的草稿交予我，或提交给您的部长，请务必避免使用夸张的词汇以寻求他人深刻的印象。力求以简练明了的语言表达您的见解……这正是我所倡导的，也是我始终坚持的做法。若不能将我那繁复的思想凝练成简洁、易懂的言辞，并以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让每个人都能心领神会，那便无需再在此处停留。
我的诸多提议或许会引起争议，但在我眼中，在陈词滥调与个人信念之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信念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长期以来，阻碍马来西亚政治快速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民众对于不愉快之事的忽视，以及对可能引发争议行为的回避。
那些怀揣壮志、勇往直前，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能坚守民族与国家的信仰，誓死捍卫信念的人，才堪称真正有价值、分量十足的存在。
您在构思战略理念时，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是如何影响您的思考和决策的？
文明的孕育，源自于人类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对挑战所展现出的积极应对策略。挑战虽无处不在，却往往成为孕育繁荣与昌盛的沃土。
引领社会变革走向成功，关键在于把握三大核心要素：首先，必须确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次，打造运作流畅、效率至上的政府机构；最后，加强社会秩序与法治建设。
你必须坚定信念。你的建筑，并非仅仅为了延续血脉，你投身于这些事业，源于你对所坚信之物的执着——你深信自己能够打造一个既幸福又安康的国家，一个能够赋予人民成就感的和谐社会。若仅仅将国民比作动物，仅提供食物，促使他们强身健体，达到如同狗猫那般强健的体魄，我坚信，这样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实难长久施行。为实现心中所定之明确目标，一个国家往往需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难关。
财产与地位所赋予的特权阶层迫切需要向一个以个人才能和社会贡献为核心的社会过渡，其根本原因在于，唯有激发个体潜能至极，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历史的长河中，鲜有社会能够真正实现人人平等、均等回报的理想境界。若采纳此类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些懒散与无能之人便会与勤奋卓越之辈享有同等的回报，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后者奋斗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减少努力。纵然实现财富分配的绝对均等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我们仍能不懈努力，构建一个公平机遇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所收获的回报将不再以其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依据他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定。换句话说，社会应当激发并嘉奖个体对社会的极致奉献，并予以相应的回报。
我不禁陷入沉思，民众深切关怀对于一个民族奋斗精神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在我看来，这或许会削弱人们对成就的追求、对梦想实现的渴望。我坚信，若欲积累财富，便需深入田野，耕种小麦；依托果园，在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实；依赖工厂，生产出维系舒适生活的必需品。二十年后，我才深刻意识到，在财富分配之前，我们的首要职责乃在于创造财富。在那个时代，为了保障新加坡民众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我坚定地选择了回归已被时代潮流所淘汰的转口贸易方式，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财富的积累与增长，离不开对民众积极性和动力的激发，这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够点燃民众的进取心，还能激励他们勇于面对挑战，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否则，财富的公平分配将无从谈起。
需求，乃万物之本。在触及任何事物之前，心中必先怀揣着对其的向往与渴望。追求某物，首要之务是明察自身所需，随后便是磨砺自我、整合资源，以期顺利得到心之所向。我所追求的，正是为经济的现代化构建稳固的工业基石。同时，这也需要我们拥有勇气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敢于革新热带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热带地区，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炎热的夏季无需劳作，在丰收的季节也无需储备物资以备寒冬。全球众多地区的文化模式已根深蒂固……只有当这种模式被打破，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对于那些渴望变革的贫穷国家来说，强烈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需要借鉴富裕国家的模式，重塑自我。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这样简要概述。首先，我们向往的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正能量的社会氛围。人民不应在困惑中徒劳挣扎，而应怀抱改善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保证人民的回报与他们的付出相称，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怀揣着追求独特的渴望。他们所追求的是公平的竞争平台，用以展现自身的优势……其次，我们迫切需要具有远见卓识且高效的管理。以新加坡为例，其面临的一大挑战便是如何妥善管理那些根深蒂固的企业家族……最后，我们期待社会流动性能够畅通无阻。德国与日本之所以能在战败后实现复兴，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们的资本家、经理人、执行官、工程师以及工人等，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他们的国家重新崛起。
为全面把握眼前种种机遇，我们亟需珍视并呵护一个种族多元、语言丰富、文化多彩、宗教共融的社会生态，保持其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在当今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且作为互联网沟通的标尺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我们全体国民均接受了英语教育。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母语所蕴含的生命力与活力同样至关重要。坚守现实与务实的立场，对于应对新兴挑战尤为关键。经历史检验的诸多正确原则，除非情势所迫，否则不宜轻易变动。这些原则囊括了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的和谐共处、机会的公平分配、精英化的管理体制、确保回报与社会贡献相称，以及避免“自助餐综合征”——即在缴纳费用后，无节制地索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福利与补助往往削弱了人们追求卓越、实现成功的内在驱动力。
在构建成熟与健全的社会框架内，要想融入这一体系，首要条件便是精通其官方语言。语言构筑起维护社会团结的坚固桥梁，正是由于对语言能力这一要素的重视，新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对国家凝聚力的侵蚀。在种族构成方面，最初的移民队伍可能包括了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日本人。然而，美国对移民的英语能力设定了门槛，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解锁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大门。这一规定有力地凸显了语言在塑造社会团结力上的关键作用。
【转换失败】：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绽放，中国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直至停滞不前。这一停滞现象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的自大与自足，拒绝向西方学习。1793年，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出使中国，携带着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然而乾隆皇帝对此置若罔闻，他曾对英国使者表示：“我国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无需借助外来货物。”正是这种傲慢的心态，让中国付出了近200年的衰败与堕落，而欧洲和美国则不断进步。经过一个多世纪，一位深思熟虑、务实的领导人着手修复国家的创伤，那就是邓小平。1978年，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以色列民族以智慧闻名。我向一位美国银行的总裁请教犹太人之所以聪慧的原因，他强调，这主要归功于优良基因的世代相传。在犹太社会的各个领域，“拉比”通常是最为智慧的个体，他们博学多才，对《塔那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精通多种语言。因此，成功的犹太人更倾向于选择“拉比”的后代作为伴侣，以期将这种卓越的基因融入自己的家族血脉。正因如此，犹太人的优良基因得以代际传承。
您如何看待社会的停滞或退步，这一观点是如何影响您制定策略性思维模式的？
1945年，英国工党出于一片仁慈之心，推出了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这一举措不自觉地削弱了国民的进取精神与动力，使得众多具有潜力的企业家们的雄心壮志逐渐消磨殆尽。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竟然成为了现实。更令人遗憾的是，沉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熄灭了无数人追求财富与成功的梦想。
在往昔的时光里，英国民众在发明与创造的领域中独领风骚，硕果累累。他们的成就遍布多个领域，包括蒸汽机、纺织机以及电动机等，影响深远。他们在科学领域屡获诺贝尔奖的至高荣誉。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将所获得的成就转化为商业化的实际应用。（1）我们提倡个体独立与自力更生的精神；（2）我们尊敬每一位勇敢的创业者；（3）我们懂得在创业征途中，失败是难免的，并能够包容这种挫折；（4）我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相对较高。
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应当具备以下特质：坚定果断、公正无私、诚实守信、洞察先机、同理心强、出色的领导艺术以及卓越的沟通技巧。
革命的浪潮滋养了坚毅果断的领导者，而宁静的岁月则孕育出那些致力于为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领袖。
通过我对全球民众与各国领导人经验主义视角的深入观察，我深信，个体在能力、倾向与性格方面的特质，其中70%至80%的成分源于遗传基因的赋予。换句话说，自你呱呱坠地的瞬间起，70%的命运轨迹就已注定。若你天生拥有卓越的才华，你便注定会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人；若你生来性格较为迟缓，你也将成为一位行动较为缓慢的人。这些特质似乎是天注定的，仿佛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来加以改变……在美国的出版物中，有人宣称人可以通过培训来塑造成为领导者，然而，我对这一观点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我深信领导力之才根植于天资。纵使能够培养某人成为杰出的管理者，却难以将其铸造成一位真正的领袖。他们需拥有非凡的动力、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勇于挑战一切的坚定信念。
肩负领导重任，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而若成为政治领袖，其难度则更为上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担任首席执行官或军队将领的职责，其性质便有所差异，因为您无需费心去争取那些开口说“不”的支持者。作为政治领袖，在竞选的风口浪尖上，选民有权利完全无视你的言辞。但当竞选的帷幕落下，考验真正开始——你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坚信你能够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并深信你具备实现承诺的坚定实力。这需要你掌握一系列全新的技能。只有当你内心充满驱动力，对民众抱有真切的关心，并决心为他们带来切实可见的改变，你才能掌握这些技能。若你缺乏这些与生俱来的品质，却仍渴望成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或许转而考虑其他职业道路会更加明智。
卓越的分析眼光，对事实的精准把控，以及提炼关键原则、聚焦核心事实的敏锐技巧。他们将这些特质比作“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角度全方位审视问题，又能细致入微地捕捉关键细节，灵活调整视角，精准打击目标。或许你在数学考试中收获了高分，数学成绩斐然，但这尚且不足以……他们必须洞悉现实的真相，精准地区分哪些目标是触手可及的，哪些则是遥不可及的幻影。然而，若仅局限于现实的眼界，难免会陷入平庸无为的困境，最终走向失败的道路。因此，你必须拥有突破现实桎梏的非凡才华，坚信“此亦能变为现实”。换句话说，你务必具备超凡的想象力。
为避免持续的混乱与无序，我们必须构筑一个自我持久的权力架构。尽管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但在实际中，平等始终未能完全实现。个体间的贡献存在差异，有人贡献更多，有人贡献更大。我们如何预判这些差异？难道真的无法预判？关键在于，人类对“性格”这一难以评估的特质感到困惑。许多才智横溢的人并未对他人产生显著影响，这让人费解。性格这种难以界定、量化的特质，与心智、知识和纪律相融合，共同构成了领导力。在理想的社会形态下，领导者的选拔应面向更广泛的人群，他们应接受过高等教育，系统学习过特定学科，掌握基本准则，通晓历史与人类经验，这样的领导者将更加理想。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决策者常遭遇哪些普遍的陷阱？
他们有时沦为自负与傲慢的牺牲品，有时亦与变革的良机失之交臂。
您崇拜哪些领导人？为什么？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将军，身为法国军人，为何还需依赖外国的美军守护？”戴高乐意志坚定，他不仅拥有过人的勇气，更具备强大的魄力。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我对丘吉尔的敬仰，源于他在逆境中的坚定信念：若换作他人，或许早已选择放弃。然而，他毅然宣称：“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街巷中战斗，我们绝不会投降。”即便是在自己的军队遭遇败绩时，他仍能如此决绝地表达对德国人的不屈，这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意志力、勇气与决心。若问及美国人崇拜谁，他们定会提及罗斯福。罗斯福拥有美国那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实力。
在我国内阁团队中，吴庆瑞对于新加坡的进步贡献巨大，其地位举足轻重。他心胸开阔，意志如磐。即便在与我持有不同观点时，他亦会对我作出的决策提出质疑，促使我重新检视决策的根基。这种相互辩论的互动，让我们的政策制定更加精细和周密。面对危机，他的分析总是既敏锐又切合实际，充满客观性；而他面对难题时勇于担当的精神，激励我敢于探索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他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专家。我竭力营造一个和谐的政治环境，确保我们共同制定的政策得以顺利执行……在国防领域，他对战略学的经典著作了如指掌，对孙子、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大师的著作均有深入研究。他订阅了众多军事期刊，密切关注武器发展的最新动态。他还把一些书籍和文章赠送给我，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和独到见解，体现了他坚持的观点：在作出决策之前，必须全面了解并掌握即将批准的事务。
后人如何铭记我？
我无意将自己塑造成政治家的形象，深入人心。首先，我从未自诩为政治家的一员。我自认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实干家。我步履稳健，脚踏实地，致力于不懈奋斗，并誓言将持之以恒，直到成功之光在前方照亮。除此之外，别无他愿……任何自称为政治家的人物，都应寻求心理专家的辅导。
世人将如何镌刻我的足迹，这非我所能够掌控。然而，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始终不懈地践行那些我认为值得追求的行动。我素来未曾有意踏入政界。心中怀揣着成为律师的梦想，我渴望过上富足的生活，立志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律顾问。然而，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席卷而至，迫使我在形势所迫之下，顺应潮流，融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肩负着重大的职责，我致力于保障国家的和谐稳定……我所能做到的，即在离任之时，确保各项制度依旧保持健全、廉洁、高效，并指导现任政府清晰界定其职责所在，同时甄选出下届政府中的杰出人才。
我自谦不敢断言自己的每一步都完美无瑕，但每项决策都源于高尚的信念。我有时不得不承担那些令人不悦的任务，甚至不得不在缺乏审判的情况下对某些人实施监禁。我的最终评价，自有历史的风雨来定论。在我生命之幕落下之前，类似的抉择或许仍将摆在我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