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的“战地”副刊刊登了王冶秋追忆周恩来的文章《难忘的记忆》。时任国家文物局职务的王冶秋，在文章的首节中透露，周恩来在临终之前，曾通过其秘书向他传达了一件往事：在袁世凯企图称帝的年代，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不仅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还亲自指导过他的革命生涯。周恩来嘱咐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若《辞海》中有关于杨度的辞条，应将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实记载在内。
王冶秋苦心求证
杨度的名字，对于略涉近现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在众多记忆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一众人士，于1915年共同策划恢复帝制的“筹安会”之举。史册上，他们被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从大总统的位置转而复辟旧制，仅83天便沦为皇帝，这其中与杨度等人的舆论制造和劝进活动密不可分。这样一个典型且知名的保皇党人，最终竟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转变令人倍感惊奇。
王冶秋在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即刻将消息传达给了上海的《辞海》编辑部，同时心中也存有疑虑，便向众多人士询问此事。然而，大多数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大家与王冶秋的感受相同，对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传闻感到困惑，均表示未曾听闻。尽管如此，众人普遍认为，周恩来同志即便身患重病，仍不忘将此事交代给相关同志，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同志的关怀，以及对所有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者的铭记。此情此景，无疑彰显了周恩来同志胸怀坦荡，是贯彻党的政策的楷模。
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民国”虽成立，却不得不借助黎元洪这样的边缘人物来维持政权，其命运自然不会长久。孙中山担任总统后，北洋军阀的纷争愈演愈烈，又将局势推向了袁世凯。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中，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杨度，要么目睹，要么亲身参与其中，却始终找不到出路。面对这样的现实，他选择加入共产党，投身于党组织，继续为实现救国理想而奋斗。追溯其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一切变得易于理解。
“在这片充满血腥的乌云之中——即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际——杨度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于那些为中国革命付出过宝贵努力的同志，我们理应铭记在心。”
在文章中，王冶秋凭借掌握的资料，对杨度入党的时间进行了推测：“据估计，他大约是在1926至1927年间，在周总理的引荐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冶秋的文稿一经《人民日报》刊登，便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众多知情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迅速对这一事件作出了积极回应。
李一氓抛砖引玉
“然而，杨度同志确切的入党时间仍需进一步核实。冶秋同志推测其入党时间为1926至1927年，我则认为应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即1928至1929年这段时间。”
“鉴于此类特殊事宜，在党内往往难以保密。在1928年之前，此类事件并未被提及，也未曾听闻。若某人于1926或1927年入党，正值大革命的高潮期，他更有可能公开发声。据我所知，他成为党员是在1930年，那时革命正处于低谷，他选择在这一时期入党的可能性极大。回顾1926至1927年，周恩来同志时而身处上海，时而远离；而自1928年至1931年，周恩来同志则一直驻守上海，这无疑为他直接领导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在文章中，李一氓顺便提及了杨度的往事：1930年，上海党中央发行的《红旗日报》的报头，正是由杨度同志亲笔题写。
夏衍著文解详情
“杨度同志的入党时间并非1926年或1927年，而是1929年的秋季。”
“自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以来，杨度的思想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与章士钊先生一同积极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并慷慨周济受难者的家属。抵达上海后，他投身于‘中国互济会’，慷慨捐赠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考察，经他人引荐，他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并在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夏衍所述的情况，与王冶秋所了解的相吻合，但夏衍的叙述更为详尽、准确。王冶秋提到，杨度曾变卖房产，将所得款项捐献给党组织，据此推断出他的入党时间。而夏衍的文章明确指出，杨度最初加入的是进步团体“中国互济会”，所捐款项正是对该组织的资助。经过一番考察，他才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与李一氓的记载相互印证，证明了夏衍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因此，杨度入党的时间得以基本确定。
作为少数知情人之一，夏衍对杨度的过往经历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起初，在周恩来离沪之后，组织上指定夏衍与之保持单线联系。鉴于杨度与众多人士交往密切，他对北方军阀以及国民党内部诸多派系的矛盾了如指掌。对于夏衍，他不仅口述了这些信息，还多次亲自以火漆封印的大信封装写详述，亲自交付夏衍转交上级组织。
杨度曾向夏衍讲述李大钊牺牲的经过。他提及，当时从汪大燮那里得知张作霖已派遣便衣军警包围俄国兵营，意图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并当夜急令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正值国共合作时期）。然而，由于有人对张作霖敢于与外交使团冲突表示怀疑，撤退时间被延迟，最终导致李大钊等人被捕。夏衍事后曾向胡鄂公核实此事，胡鄂公的陈述与杨度的描述相符。尽管夏衍的文章只是对已有资料的一种补充，但其内容相较于王冶秋所掌握的信息，无疑更加深入和确切。
夏衍亦提及，彼时局势错综复杂，党内保密工作尤为严密。经与杨度联络数月之久，方始洞悉此君乃赫赫有名的“杨皙子”（杨度字皙子）。听闻此讯，夏衍不禁为之“愕然”。
我一生中犯下两大过错，一是辛亥革命前夕，我拒绝了与孙中山先生的携手合作，我曾认为黄兴足以与您共事，而我不愿与您并肩作战。对于这一过失，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诚恳地道歉；二是长期以来，我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却始终不相信中国能够实现共和，主张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来治理国家。直至张勋复辟之后，我才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夏衍在其文中亦提及了杨度的某些行事风格。例如，在与同志们交往时，他从不直呼“同志”，即便是面对夏衍这样的年轻联络员，亦或是提及周恩来，尽管他对其十分敬佩，但在称呼上仍习惯以“翔宇兄”或“伍豪先生”相称（周恩来字“翔宇”，而“伍豪”则是他的笔名）。
夏衍提及一则颇具意味的往事，那便是杨度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旧潜心研习佛学，甚至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佛理专著。偶尔，他还会与夏衍探讨“禅悦”等话题。
“我是在白色恐怖笼罩最为猖獗之际加入党的，所谓的‘投机’，不过是我选择了直面生死考验的机会。”
文章收尾之际，夏衍郑重其事地强调：“时至今日，众人多知晓杨度身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了解他系共产党员者却寥寥无几。故此，凡曾与他共事之人，均有义务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并对其晚年品德予以赞扬。”
“故兄之学佛，仅修心而不涉修身”“非言出世间，而论入世间；非言神道，而论人事”等。由此可知，王冶秋、夏衍等人的文章，给予了杨度家族极大的慰藉与支持。
李淑一，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在阅读了王冶秋的文章后，便基于个人了解，向《人民日报》致信，对相关事件提供了佐证。她在信中提及：“据我所知，柳直荀烈士在上海与弟弟柳瑟虎曾谈论过杨度同志入党之事，并提到在上海期间，杨皙子与直荀共同谋划了太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这不仅证实了杨度同志的入党事实，还进一步揭示了其参与策划太湖革命运动的史实。
《辞海》更新辞目
杨度（1875-1932），近代知名政客，字皙子。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受袁世凯之命，与汪精卫共同组建国事共济会，意图破坏革命进程，支持袁世凯篡位夺权。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次年，他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人，成立筹安会，密谋恢复帝制。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后，杨度被通缉，被迫流亡至上海。
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伴随王冶秋、夏衍等人的文章相继发表，《辞海》1979年版对杨度的评价进行了修正与更新。首先，对杨度的生卒时间进行了调整，由原先的(1875-1931)更正为(1874-1931)，相较前版条目提前了一年，这表明经过重新考订。此外，将“勾结孙毓筠……”修改为“联络孙毓筠……”，并删除了“破坏革命，拥袁窃国”的表述。同时，增添了“后倾向革命，在李大钊同志被军阀逮捕的1927年前后，他积极多方营救。晚年定居上海，投身于中国互济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季，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便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也始终坚持党的各项工作。”的描述。
在1999年新版《辞海》中，杨度的条目增添了两项重要内容：“1907年，他主编了《中国新报》月刊，力主推行君主立宪制。”以及“自1922年起，杨度加入孙中山麾下，为民主革命事业倾尽全力。”此外，末尾还补充了“有《杨度集》。”这一新增内容，使得杨度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不再仅仅是革命策动者，更是一位文人学者。因此，在审视他的生平事迹时，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他的价值和独特之处。
中国的近现代史，乃是一个思想交锋频繁、世事波涛汹涌的特殊时代。身处这一时期的人们，其思想与行为往往错综复杂、多变莫测，这无疑为我们的认识带来了挑战。然而，若能细致体察当时的人物，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便能更加深入地解读那段历史，洞察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变迁轨迹。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度从“保皇党”到最终加入共产党的转变，为我们理解历史、认识关键人物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当然，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以及王冶秋、夏衍、李一氓、李淑一等人的文章，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高尚风范。这种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在曲折中稳步前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内在动力。杨度入党事实的重提、证实并载入史册的过程，便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