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听台儿庄，第一反应就是“大捷”。但如果翻开战报，一个扎眼的数据往往会让人心生疑窦：此役，中国军队参战29万，伤亡高达5万；而日军的伤亡数字，普遍认为在2万人左右。我方伤亡是敌人的两倍还多，这怎么能算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呢？这笔血债，真的就这么简单计算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回到那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这场胜利的含金量，远不是冰冷的数字能够衡量的。
时间拨回到1938年初，当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卢沟桥事变不过半年，华北尽失，淞沪会战惨败，紧接着就是举国同悲的南京大屠杀，首都沦陷，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戮，民族情绪几乎跌到了冰点。
日军嚣张至极，正沿着津浦铁路南北对进，企图会师徐州，彻底打通南北大动脉。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彼时南京、北平已失，它作为南北枢纽的传统意义已经削弱。那为什么还要死守呢？答案是为了武汉。
当时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重庆，进行持久抗战。大量从东部沿海撤下来的工业设备，都暂时堆积在武汉，等待转运。这些机器，是未来抗战的火种，是民族工业的命脉，万万丢不得。可偏偏长江正值枯水期，运输船只严重不足，大量物资动弹不得。
一旦日军拿下徐州，便可长驱直入，直逼武汉。以当时国军的状况，武汉根本守不住。所以，徐州这颗钉子必须死死地钉在这里，拖住日军的脚步，为武汉、为整个国家的战略转移，争取哪怕多一天的时间。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叫韩复榘的人，差点葬送了一切。作为山东省主席的他，本应据守黄河天险，迟滞北路日军。可他私心作祟，居然不战而逃，把整个山东拱手相让，导致徐州北方门户大开，日军精锐矶谷师团如入无人之境，直扑台儿庄。
危局之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临危受命，在徐州地区布下棋局。他手里这29万大军，成分极其复杂，堪称“大杂烩”：有他自己的桂军、蒋介石的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还有川军、东北军等等。
这些部队装备参差不齐，派系林立，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却爆发出惊人的团结。李宗仁自己就是杂牌出身，深知这些部队的疾苦与尊严，他一视同仁，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更关键的是，他跟蒋介石约法三章：战役期间，不得越级指挥。这避免了外行指导内行的悲剧。
反观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一路打得太顺，骄横之气冲昏了头脑。负责主攻的矶谷师团，根本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不等友军板垣师团到位，就孤军冒进，一头扎进了李宗仁布下的口袋里。这份傲慢，成了他们失败的伏笔。
环环相扣的血肉磨盘
李宗仁的计划，堪称一环扣一环的阳谋。他让庞炳勋的西北军在临沂死死顶住从东北方向杀来的板垣师团；让王铭章的川军在滕县，用血肉之躯为台儿庄争取布防时间；同时让汤恩伯的中央军主力，在侧翼山区隐藏，待机而动。
滕县保卫战打得尤为惨烈。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区区三千子弟，面对装备精良的矶谷师团，硬是死守了三天三夜，为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战，三千川军几乎全部殉国，但他们也让日军付出了两千多人的伤亡，打出了远超常规的交换比。
而在临沂，庞炳勋部独木难支，几近崩溃。李宗仁急调张自忠将军驰援。这两人本是宿敌，曾有血海深仇。但在国难当头，张自忠放下私怨，率部急行军一天一夜，如神兵天降，出现在临沂城下，与庞炳勋合力将板垣师团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就这样，矶谷师团在滕县被消耗，在临沂的友军又被拖住，它彻底成了一支孤军。
台儿庄，最后的绞索
3月23日，矶谷师团终于杀到台儿庄城下。负责守城的是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西北军，这支部队虽然装备落后，但以善于守城闻名。一场空前惨烈的攻防战就此展开。
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疯狂进攻。台儿庄北城墙一度被突破，池峰城组织起著名的“敢死队”，士兵们手抡大刀，背负手榴弹，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一个战士回忆：“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机枪扫倒一波，后面立马又补了上来。”
战斗最激烈时，城内三分之二的区域被日军占领。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和长矛肉搏。连长牺牲了团长上，团长牺牲了师长上。孙连仲的部队几乎被打光，但他死战不退。
就在日军以为胜利在望时，一直潜伏在山区的汤恩伯大军突然杀出，猛击其后背。腹背受敌的矶谷师团瞬间崩溃，眼见突围无望，只能炸毁重武器，仓皇逃窜。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个伤亡数字。我军伤亡五万，日军伤亡近两万。这确实是一场惨胜。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中日悬殊的国力与军力差距，正面战场上，往往要牺牲五名中国士兵才能换掉一个日本兵。
从这个残酷的现实角度换算，歼敌近两万，其战略价值不亚于让日军损失了十万大军。更重要的是，此战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笼罩在亡国阴影下的四万万同胞，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告诉世界，中国人没有屈服，也绝不会屈服。这场用五万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胜利，为抗战的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其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战场上的得失。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