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在晚年时常默默自问：这不就是我们奋斗的革命目标吗？画面捕捉了张爱萍将军晚年探访南街村的场景。
开国上将张爱萍，毛泽东曾戏称他：“好犯上！”叶剑英则形容他：“浑身是刺！”邓小平更是直言：“惹不起！”而他的儿子张胜则评价他：“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这部著作，由张爱萍的次子张胜所著，细致回顾了其父亲的人生历程。张胜在20世纪80年代供职于总参，之后投身商海。本书不仅记录了父子间的深情对话，更是一场老一辈军事将领与新世代军人的思想交流。文章中，我们重温了张爱萍在国防改革浪潮中的那段难忘往事。
手举不起。
在1984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会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像国防科技工业这样高度集成的产业，如何在开放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找到适应之道，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下，继电子四部、船舶六部之后，我国决定将核工业二部、航空三部、兵器五部以及航天七部这四个重要工业部门直接纳入国务院的领导之下。如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这四个部门也将成为国家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接受国务院的统一组织和协调管理。国防科工委将不再负责上述四个部门的全面业务工作。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历经三十年后，将迎来根本性的变革。
在会议中，父亲发言道：“赵总理，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举手支持这一方案。关于军队的事务，国务院若单方面做出决定，实属不妥。”
赵总理表示：“暂且不做定论，不妨将此方案提交至军委审阅。”
会议尚未结束，父亲便拨通了杨尚昆的电话，力荐立即召集各总部及军兵种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午饭后，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及相关部局的领导们已齐聚三座门。会议一经开始，气氛顿时变得紧张热烈，具体会议细节我不得而知，但据我所知，最终众人推选了一位副总参谋长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担任代表，负责与国务院进行协商。
随后，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展开讨论，他们表示，既然并未切断他们的粮食供应，却为何反应如此强烈，这实在出乎意料。问题最终上报至最高层，邓小平提出，我们可以分两步来处理，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保持不变，而其他两个部门，即兵器部门和航空部门，则先行划归。
在1984年11月的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同文件起草组的同事们偶然闲谈，讨论了会议中提及的“国防工业应结束自成小天地的时代”的观点。这番话是否有所暗示？“小天地”一词又具体蕴含了何种意义？
晚餐过后，我陪同父亲一同漫步，在轻松的氛围中，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那件往事。
“什么小天地？”他说。
哎呀，文件内容都详细记录在案了。想必您在会议中，心中想的还是自己负责的那部分事务。我已经将相关文件整理出来。他浏览后表示：“军工体系嘛，乃是历史积淀而成，并非由个人刻意垄断。既然中央已经做出决策，决定对外开放，我们只需贯彻执行即可。”
他对此观点难以认同，认为微小世界与独立王国并无二致。
我曾就此事向父亲求教，他却以简练之语回应：“上面已定。”言辞间不欲多言半句。而他，更是虔诚而恭敬地遵从了这一决策。
“国防科技领先非坏事。”
父亲12月26日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嘱我向您请示具体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能够进行深入研究。关于这一建议，我谨依照您先前对我所提出的指导原则，阐述以下几点看法。……至于其他事项，我认为并非必要。即便邓主席曾提及‘除二、七机部之外’。”
显而易见，他的言辞充满了尊敬，然而不正是之前有人形容他为“难以对付的存在”吗？可他依旧固执己见。我可不是乞丐！若要拿，就堂堂正正地一起拿走，何须如此躲躲藏藏的！
12月27日，总理作出批示，对爱萍同志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表示赞同。
父亲在晚年回顾往事时感慨道：“回想起80年代初，我所面临的挑战是，国防工业体系内，军工产品的需求锐减，研究及生产部门出现了过剩。除却二、七机部仍有事务在身，其他专注于常规武器的部门几乎闲置待命。我主张，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必须遵循国务院的统一规划。然而，当时他们仅将国防工业视为负担。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与赵总理因核电站项目发生争执。两年后，我们自主推进了项目，他们这才意识到国防科技力量的真正优势。然而，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所有部门一概转向民品生产，甚至忽略了武器装备的发展……”
这就引发了新的矛盾。以六机部转型为船舶工业总公司为例，海军需索船舶，双方唯有通过协商来达成共识。
“每当目睹此类观点，我便觉得国防尖端科技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现状显得不甚协调，仿佛是一种扭曲的发展。实则不然，我称之为特殊形态。国防科技的领先并非恶行，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利用国防科技来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进步，而非对其加以限制、削弱，甚至废除。”
我们能靠买武器维生吗？
探讨国防工业的改革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毫无疑问，改革是必要的。然而，改革的方向应当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美国采取的是市场经济模式，苏联则实行计划经济，我国则是继承了苏联的模式。回顾冷战时期，苏联最终瓦解，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全盘照搬美国的模式呢？
自1979年至1983年期间，父亲与国务院携手对三线建设进行了精心调整。首先，我们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并对投资方向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暂停或延缓了一部分基建项目的建设。其次，我们将那些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型为生产民品。再者，对于那些选址不当、难以持续运营或存在重复建设问题的项目，我们采取了关停、合并或转型的措施。到了1983年年底，国务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改造。这包括调整企业布局、优化产品结构以及进行技术革新。
在与父亲交谈时，我好奇地询问，您是否仍抱持着计划经济的陈旧想法？
父亲严肃地告诫：“切莫将世间万物皆视为商品。市场经济固然重要，然而国防建设、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公正与公平，这些领域并非仅由市场所主宰。”
“变革势在必行，然而，改革并非仅限于模仿他国模式。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乃历史积淀之成果，其评价准则并非市场利润，而是战场实战效果。我们的目标并非追求最大利润，而是确保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根本利益。”
此外，军队的装备采购并非仅仅是武器购置。基于战争的实际需求，我们必须在军品价格与品质之外，兼顾生产企业应对战时紧急情况的能力以及技术进步的趋势；至于民用产品，消费者关注的仅限于价格与品质，鲜少有人会关心企业的稳定性与长远发展。鉴于此，军品竞争绝不应仅以简单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定夺，失败者亦不应被一概排除在外。
我并不反对改革的进行，我所关切的是改革的步伐与幅度。在当今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若是改革过于激进、跨度过大，恐怕将耗时多年才能理顺。一旦失误，想要重新追赶，难度便会倍增。
初见父亲违心执行他不乐意承担的职责，首度目睹他持有己见却选择缄默。那个浑身锋芒的张爱萍，如今又藏身何处？
我指出，你提出的看法我认同，不过，为何不更充分地阐述你的观点呢？
父亲言道：“未曾听闻此事？难道未曾留意那句话？‘待财富积累，当购置千架战机’。关乎国防工业与国家安全，我们应何去何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父亲似乎持有独到的见解：“难道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仅仅依赖购买武器来维持生计吗？既然我们的根本立场都已经发生动摇，我的话又有何用呢？”在文件重新印发时，那句话“等将来有了钱，我们可以购买一万架飞机”已被删除。
小平：国防部长应撤职！
他曾欲言又止，最终却选择了沉默。他感慨道：“这一切已无意义。”
为何如此呢？我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某件事。
身为国防部长，父亲率领军事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洞察，他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促成了中美两军间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份协议，堪称中美两军高层交往史上的首次突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外交部驻美使馆中有人匿名举报，指控张爱萍违背中央确立的不结盟政策，与敌对势力结成战略同盟。
“那你就别参加了。”由此引发了那封控诉之信。小平同志在阅读信件后，递给了杨尚昆同志，并嘱其转交爱萍同志先行审阅。杨尚昆将信转交给我的父亲，他立刻被激怒，怒斥一声：“无耻！”随即在信上挥笔批注：“此等国防部长，理应予以撤职！”
秘书发现来人是邓小平同志，得知首长批示中有话，便将信件退回。邓小平见状怒火中烧，责问我父亲：“张爱萍，你自己看看，你写了些什么东西？”我父亲却辩称：“这违反了中央规定，国防部长应当被撤职！”
事后，大家纷纷评价小平同志的处理方式已十分厚道，而你却如此任性，实在让人不解。他听后情绪低落，沉默不语。
他心意已决。
质询美国国防部长：“难道不是有人试图向你购买军备吗？”
实际上，国防改革的预警信号早在两年前便已显现。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共中央呈递了一份上书，其中郑重指出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形势之严峻，强烈建议持续加大投入，以紧跟国际先进水平，并力求在具有我国优势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央对该建议表示赞同。据此，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工委携手合作，邀请了124位资深专家，共同制定了名为“863”的《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予以批准并开始执行。
在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再次强调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核心，即国防科技的重要性。
2000年，伴随着“寓军于民”理念的提出，我国那延续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终究画上了句点。
军工集团公司的架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相比，尚存在诸多不相匹配之处。尤其在军方采购方面，亦显现出一些潜在的风险倾向。
《华盛顿邮报》指出，依赖从俄罗斯进口武器，中国已到了自立更生的关键时刻，否则可能陷入依赖的泥潭。虽然进口武器成本较低，但从国家战略和军事角度来看，大国理应具备自主研发武器的能力。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是唯一能向中国供应武器的国家，然而其国防工业发展滞后。若过度依赖俄罗斯，中国的武器装备将难以超越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中国经济的活力远超俄罗斯，且具备更强的国防工业资金支持能力。自主创新不仅能创造就业，还能使国防工业重焕生机。为何不选择这条道路？从新式装备的研发到投入使用，过程漫长，而军人的感受尤为直接。懂得俄语的专业人才毕竟有限。
父亲回忆道：“耿飙与刘华清访问美国归来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与我交谈时态度傲慢，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武器。这让我十分气愤，但在外交场合不便争执，我便反问他是谁想要购买武器。他愣住了，无言以对。事实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购买武器的要求，耿飙和刘华清所谈的是技术合作。我怎能放过这个机会，便指出美国曾向中国出售武器，抗战胜利后助长了内战，但这反而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在此，我要向美国表示感激！”
与会的美方代表显得有些困惑。翻译解释道：“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所使用的装备也多为美制，但这些装备无一例外都是从蒋介石那里缴获而来的。因此，张副总理特地要向你们表示感谢。”他们先是一愣，随后便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在“文革”动荡岁月里，父亲的腿部不幸遭受了摔伤。每当闲暇之余，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催促我们陪父亲外出活动。那段时期，我因工作调动自军区调至总参。我们常在晚餐后漫步谈心，特别是谈及基层部队所反馈的问题，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聆听尤为专注。
当时，基于苏联二战模式构建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宏观构想应运而生，它打破了我国军队长期军事思想的束缚，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然而，战略方针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产生带动和影响。在此背景下，众多领导纷纷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撰写了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中，各相关领域制定和实施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地带有全面战争、早打、大打的背景。这无疑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国防经费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直至1982年新一届军委组建，他们方逐渐认识到，这一宏伟蓝图将给各领域带来何等艰巨的挑战。训练领域计划在八个关键方向上逐步实施大规模演习，每次演习的投入都将高达数亿。国防工程的开支更是令人咋舌，要在战略战役的浅层纵深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其成本简直难以估量。更不必说，在所有潜在的作战方向上储备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部队，这无疑对武器装备生产和国防工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要储备数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别说新武器研发，即使将几年的装备经费全部投入其中，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父亲在回忆中不禁感叹：“那时说服那些同仁实属不易，他们无不追求获取更多。我曾向他们阐述，积累如此之多的老旧装备，真的有意义吗？这只会导致自身发展受限。尽管有些同仁心情积极，经验丰富，不容忽视，但在观念、知识、能力及魄力方面存在不足，视野狭窄，于是不论什么破旧物品都试图拼凑。当然，他们确实面临实际困境。然而，症结在于决策。归根结底，问题并非出在基层，而是源于军委，他们不敢果断作出决定！”
面对重重挑战，原定进行的“803”演习不得不暂时搁置。本以为可以稍作喘息，待来年再行部署，然而，杨尚昆同志果断地叫停了“804”演习，紧接着，将“805”、“806”、“807”等演习无限期推迟……军队的建设由此步入了转型的新阶段。
彼时，战略研究尚处于禁锢之中。我犹记得，全军仅存一本由军事科学院编纂的《战略学纲要》，尚属草稿，全书尽是阐释毛泽东同志的积极防御理论。因此，我并未意识到，父亲所提出的问题，实则已超越了军事战略的界限，触及了国防发展战略的深层次议题。
在最高统帅部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中，活跃着一群青年军官，他们拥有现代知识体系与革新思维。当我将与父亲的一段对话分享给他们时，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众人一致认为，现代战争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坚实支撑，因此，一个更为宏观、层次更高的国防发展战略应运而生。这一战略不仅涉及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还囊括了军队建设以及国家国防力量的构建与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在当时，这一战略对于高级干部和领率机关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你来说，我说得够多了。
实际上，邓小平对于战争形势的研判，早已形成了他独到的见解。在1980年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曾断言，五年内不会爆发战争；然而，不到一年，他的观点又调整为，他认为这场战争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也不会爆发；随后，他还提出了更为长远的时间预测。相较于“文革”时期那种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这种观念的转变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未转化为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这些年轻军人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当前，我们应把握国际上涌现的和平机遇，将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原先侧重于早打、大打、核战争的临战态势，坚决而果断地转变为和平时期建设的方向，从根本上提升国防实力。此举旨在迎接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在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为未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若要陈述，便由你亲自来表述。我已说得够多了。”
“我们这些资深同志，是否也应向年轻一代学习他们的精神？”
两天后，他拨通了电话，告知我军委的几位同仁计划在北戴河会面，随后将返程参与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同志负责，他需要听取你的详尽论述，而火车上的旅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良机。
“你怎么没去找你父亲？”我回答：“他说他不干涉，让我来找您。”
杨极具洞察力，在耐心听完我冗长的论述后，他立刻评论道：“军队发展需在思想指导上实现战略性的调整，这个观点颇佳。不过，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论调，究竟是谁提出的呢？”
军委办公厅主任）进行交流，他正协助我筹备讲话事宜，并希望查看你们提供的资料，看看能否有所借鉴，融入其中。
列车穿越了崇文门旁的古旧箭楼，抵达了北京站。与杨尚昆告别时，他紧握我的手，询问同行者的情况，并嘱托：“请代我向他们这些年轻同志致以问候，军委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面对困难，军队建设正受到国家经济形势的挑战。”
我言道，杨副主席，部下同仁均怀揣此般豪情，即便俸禄微薄亦无所畏惧。在和平年代，军事领域同样蕴藏着无限机遇。他闻言而笑，戏谑道：“你这性格，与你父亲如出一辙。且听我直言，我们内心深处，实则持有相同的信念。”
我懊悔自己多言，他们其实早已洞悉一切，难道是有什么不便明说的隐情吗？
经过九个月的沉淀，军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议题聚焦于裁减军队规模及倡导“忍耐”精神。众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们深情而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一旦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防建设的加强自将水到渠成。”
面对此情此景，军中同仁坚定表达支持态度，深刻领会国家的困境，全力以赴履行职责，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必须推动我国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型，将重心从早做准备、大规模战争、核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这能否看作军委采纳了我们关于“实施战略转型”的建议呢？我们感激李希庚同志展现出同情心，从我们那厚重的建议书中挑选了这一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父亲微笑着告诉我：“军委的几位同仁曾向我询问，众人谈论的战略调整，我竟想不起是在哪次集会上被正式通过的。”
阐述战略计划制定体会。
和平已然降临。然而，我军应如何把握这宝贵的和平时刻，为未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在和平时期，军队应采取何种行动？我们对于军队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何设想？全体将士又将如何投身奋斗？我们渴望的不仅仅是“忍耐”二字。
我向父亲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军队似乎进入了休眠状态，而国防工业也被他人所夺取，如此一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父亲默默倾听，久久无言，对我的话语未作回应。我心中不禁苦闷，为何大家都这样缄默不语？
大约一个月过后，他突然邀我见面，说是找个空闲时间，讨论一下你们的作品。我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忽然问道：“你对未来的战争有何看法？”
一句说不清。
“必须说清楚。”
“你们提出的，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把握发展机遇，储备实力，这是正确的；确立全军统一的行动指导方针亦是合理。然而，关键在于如何备战？如何构建军队？我们要打造一支怎样的军队？你们的依据又基于何处？”
他敲杖道：“答案是战争！”
未来的对手是谁？将在何处交战？战争规模与形式将如何？以及我们的基本作战策略是什么？这些战争研究的成果，正是我们今天构建军队的基础。然而，你们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答复，这也是你们提议的不足之处。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简化虽有其益，然而，打造一支怎样的精锐之师方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挑战？其依据又是什么？”
他进而深入剖析了个人在制定战略计划过程中的感悟：“一项卓越的战略计划，其核心在于对未来战争形势的深刻洞察。一旦这一关键问题得到透彻理解，军队建设的框架便得以确立。国防体制的构建、三军比例的调整、人员编制的规模、武器装备的种类与数量、作战部队的编制等，都将有明确的标准与依据。”
实施计划应当置于最后阶段。执行过程中需遵循明确步骤，包括裁减兵员的具体数量、优先装备的部队名单、分阶段实施的具体步骤等。对于国防工业而言，应明确哪些领域应优先发展，哪些领域应适当缩减，以及如何按比例平衡发展。当前，我们存在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一开始就提出削减大量资金的要求，这是不恰当的。裁减兵员、调整结构、研发武器装备，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战争服务的。简而言之，军队的组建应根据战争类型来确定，缺乏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军队建设将失去方向，变得盲目且缺乏科学性。
在彭老总执掌军务的年代，我们也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我们心中对未来战争的轮廓有着清晰的构想，鉴于当时的战略格局，我们预判敌人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因此加强了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建设。后来对彭老总的海防理念进行批判，所指的就是这一点。进入60年代，战略重心转向北方，针对苏军的作战特性和三北地区的地形，我们扩大了战略纵深，并组建了机械化集团军。尽管当时面临诸多困难，甚至比现在更为严峻，但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毛泽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发展原子武器，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民兵师，这些都是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深刻认识。当时，我们正是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入侵。一方面，我们确保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另一方面，我们确保敌人即便发动攻击也难以持续。
“展望未来，请各位深入探讨。关于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并非仅凭军委数人所能预见，军委所做的是指明这一趋势。这应当成为全军共同关注并努力的方向，尤其是作战与训练部门需主动承担起这一责任。”
岁月如梭，我已步入暮年。多年来，诸多话语反复倾诉，今朝却不想再费口舌。依旧那句话：切勿心存过高之念，务请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
“外国武器不可靠。”
临近父亲退休的最后一个月，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放置于他的书桌上。这是一部汇聚全军智慧的论文集，由迟浩田总参谋长亲自作序，熊光楷、贺承选、廖锡龙、刘存智、张序三、糜振玉等专家就世界军事形势和我国周边热点地区的未来战事提供了见解。父亲在翻阅时，轻声问道：“这是给我的礼物吗？”他大致翻阅了几页，接着说：“这么厚一本书，我恐怕看不完，不如有空时给我讲讲你的心得。”随即，他在封面挥笔题字：“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时我才注意到，桌上还放着小孙子亲手绘制的贺卡，啊，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
自去年12月，即1986年，军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我参与了相关文件的草拟工作。在会议前，我向父亲询问，他打算在会上发表哪些观点？是否需要我为他准备一份发言提纲？
父亲说：“无话可说。”
我提及，我们已将各部队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汇总整理，请您过目。
他说：“问题不在此。”
在中国，国防部长一职属于政府官员行列。军队指挥官的职责依照中央军委的安排进行划分，我的父亲主要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整体事务由杨尚昆同志统筹，而军事事务则由杨得志同志掌管。在这样的全军性会议中，他可能将分享哪些见解呢？
与会者纷纷热切地请求父亲“分享一番心得”。我仍清晰地记得，他开场的第一句话便是：“民众富裕，国家富强，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强大！”
“确实，国防实力的增强离不开国家经济的稳健发展。然而，在全力推进国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亦需合理安排财力与人力，以适度之姿强化国防建设。”
他稍作停顿，续言道：“我们绝不能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拥有了财富，便能够随意从外国购置武器，这种想法是极为不可靠的。即便他们愿意出售，亦必然受到政治甚至经济层面的种种制约。”
国防建设是一项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更是如此。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充裕的时间投入，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因此，在追求国家富强与民众富裕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忽视国防力量建设的稳步推进。
随后，他围绕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展开论述，依次详解了武装力量的构建；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发展；国家战争动员体系的完善；全民性的国防教育推广；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进步。
文章进而详细探讨了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所蕴含的重要性，并对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
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军队若为钱，光荣尽失。
“过分追求金钱，这并非共产党人所应倡导的改革之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首批富起来的群体在沿海特区的繁华生活中，对财富的渴求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然而，谁能料想，就在转瞬之间，党政军机关纷纷成立公司的热潮，竟如狂风骤雨般席卷了整个国家。
我与父亲曾就此事展开一番争论。我提出，人类不仅拥有口才，更有双臂可用。凭借军队的优势，我们理应能战胜对手。这不正是南泥湾精神的体现吗？此外，国防工业能够生产民用产品，参与军贸活动，为何军队就不能尝试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呢？
“这种说法太过分了！国防工业与军队体系有所区别，本质上它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军品订单不足，理应将部分资源转向民用项目。为何原子弹需求如此庞大，而不考虑发展核电站呢？从本质上讲，军工企业生产民用品、以民用收入支持军事建设，并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行列，这与党政军机关直接经商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涉足商业活动，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将会进行调查，看看是否存在此类违规行为。”
辩论至高潮，未曾料想父亲突然勃然大怒，脸色一沉，怒斥道：“胡言乱语！”
实际上，我所说的是事实真相。既然国防工业能够进行武器出口，那么军队为何不能参与其中？军工企业能够这样做，我们的军事企业为何不能享受同样的权利？
朋友们都说你爸太不合时宜了！
我生平从未遭受过父亲如此猛烈的责骂。在众多家人、秘书以及工作人员面前，他对我进行了一通严厉的斥责。他怒不可遏：“朽木先腐，然后虫生。我恐怕我们的事业会因此而崩溃。”
他回应道：“确实，军队参与商业活动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我并不否认这些同仁的初衷。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否养活军队。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将会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这难道不是人民信赖的坚强军队吗？这不正是面对外敌入侵时，英勇无畏、敢于奉献牺牲的军队吗？”
一旦军队将金钱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军队的荣光便遭受到了彻底的玷污，解放军便不再代表着人民的力量，而党的身份也将不复存在，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并非简单的手段问题，实则关乎根本的立场问题。
但真正激怒他的不止这些。
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真理，为何无法获得共识呢？他身为军委及国务院的领导人，又是我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最高决策者，为何不能有效阻止呢？
对国防科工委的批评之声响彻：“切莫将人格沦为商品！”
1985年3月14日，父亲致信国防科工委党委，字里行间洋溢着激昂之情：“对于那些执意投身企业、公司商业活动的人，我建议他们离开军队与政府，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商业事业！所谓的官商或军商，绝非我党领导下的军队所应为，此等行径唯有军阀时代的国民党方可为之。对商业的热衷，必将滋生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若不致力于攀登科技高峰，却沉溺于盈利，实乃令人扼腕叹息之事！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莫为名利丧尊严’，不知您是否认同？直言不讳！其根本意图，不过是希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仁能够继承并弘扬该领域的优良传统。”
曾有一日，来访之人闲谈之际，提及国防科工委依旧涉足商业领域，父亲闻言，不禁勃然变色，厉声斥责。
“何谈公司之名，不过是借公谋私。至于那些所谓的中心，在我看来，不过是以金钱为轴心。”
有人向他指出：现今社会上普遍如此。他却反驳道：“我们从事的是何种事业？我们是研究原子弹的！怎么能跟他们等同视之？”
有人议论道：首领，您没听说吗？做原子弹的，似乎还不及卖茶叶蛋的。
父亲勃然大怒，怒斥道：“究竟是谁散播了这等言语，便让他去售卖茶叶蛋！”他愤然以手杖猛击地板，继续说道：“立刻将他逐出我的视线！”
在军委常务会议上，父亲严肃地指出：“若军队与政府涉足商业活动，必然诱发官场丑闻，进而滋生腐败。身着军装却从事投机倒把，此行为不仅是对军队荣誉的亵渎，更是国家之痛。倡导部队投身商业盈利，实则等同于自毁我国国防的坚固壁垒。”
言辞间，情绪再次激昂：“我们这些在军委任职的人员，若连这点事情都无法遏制，长此以往，若真爆发战争，那该由谁来承担罪责？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我们。一旦我们人头落地，还将背负骂名、恶名、丑名，甚至尸骨无存，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思虑片刻，他接着补充道：“届时，可别怪他人意图将你推翻！”
满座皆惊。
然已无法力挽狂澜。党政军涉足商海的风潮席卷而来，一时间，全军上下仿佛都沉浸在这波商潮之中。
踏入海南的足迹，无不被路旁那些镌刻着“八一”军徽的加油站所深深吸引。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通信兵提供的传呼服务广告，以及军方管理的旅店、餐馆、酒吧和卡拉OK房，无处不在。军队的步伐迅速迈入资本运作的领域，涉足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它们不仅参与了常规的商业交易，还涉足了一些非法盈利的活动。不知从何时起，挂有军用机动车牌照的汽车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旦这些车牌转手，便能轻易换取一大笔现金，对军队来说，除了申请过程耗费时间外，几乎无需任何成本。当这一现象引起交通警察的警觉后，他们竟然将自家的士兵和军车一并出租出去，这无疑是对“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的最佳诠释。
军队企业改革的深化使得其产权结构愈发复杂，包括不同部队合作的企业、军队与民间企业合资的企业，以及与港台外资合资的企业。这些合资后，各方的利益趋于一致，军队也因而被视作追求商业利益的实体。在面对经济利益的保护时，军队自然会挺身而出。然而，面对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部门的监管和审查，我们又有何畏惧呢？
然而，困境远不止于此。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警句：“树木先腐，虫蛀随之！”其深意在于内部朽烂和机制变革的致命性。市场和战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能否相容？公司的运作机制正在逐步取代军队的传统模式。军队追求的是无条件的服从，而市场交易则强调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曾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商业活动则让各部队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利益单元。当经济利益成为个体追求时，各部队都倾向于保守自己的“商业机密”，无人能够全面掌握全局的真实状况。我们无法知晓全国有多少军事单位涉足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参与商业活动，他们的盈亏状况如何，以及商业收益如何分配……
军队经商是失职！
即便在那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众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以及各级领导机关亦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入探讨。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举行的一次关于党风的座谈会上，他当时担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发言结束后，爱萍同志立刻递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书写着两句箴言：“不追逐名利以免蒙羞，应明辨真伪耻于奴颜婢膝”；“摒弃世俗尘埃，保持高洁品质，两袖清风。”
事后，我与父亲共同回顾了那段往事，他感慨道：“这同样是我的人生信条。”
迟浩田回忆道，自我调入总参任职以来，爱萍同志那时已卸任离职。他特意将我邀请至家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务必以史为鉴！”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父亲提醒道：“在阅读岳飞的《满江红》这首词时，有没有留意到这句‘靖康耻，犹未雪’？”
为何此般景象？宋王朝为筹集军资，采纳军中经商的策略，却导致武备废弛，军纪松懈，面对西夏这样的小小国家，也多次战败。当金军入侵，朝廷陷入混乱，徽宗、钦宗两位皇帝不幸被掳。此即史称的“靖康之难”。小说《水浒传》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张团练、张都监等人物，他们既是军队与政府的高官，又是酒家恶霸蒋门神的生意伙伴，以及地方黑势力的庇护者。
父亲曾言：“富强之国，并非兵强马壮之代名词。但愿我们国家，无需等到危急关头，才如同岳飞般，怒发冲冠，仰天长叹！”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他曾经提起的一句话，让我深受触动：饮鸩止渴！”
迟浩田先生曾撰文《顶天立地，逐风云而豪》，详细记录了与我家父的对话内容。
十三个春秋之后，1998年7月22日的深夜。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撰写了一封书信：“万年、浩田及军委同仁们：……此刻夜深人静，近期内我对民众反映的腐败问题，心中颇感忧虑，……军队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商业经营活动，对于军队所属单位开办的各类经营性公司，应迅速启动整顿程序。务必果断迅速，同时亦需细致入微。”
父亲在追忆那段过往时感慨道：“放任军队涉足商业领域，实乃中央政府的一大疏失！”
“我信真理，不随波逐流。”
父亲曾与我谈及一桩往事。那日，他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工作，随后闲谈数语。小平同志的一番话，令父亲深思不已。他说：“爱萍啊，我觉得你似乎并不真正理解政治。”
“我困惑不已，为何我对政治的理解变得模糊？记得75年，四人帮气焰嚣张，我是否曾有过妥协？”
我言道，你身为一名军人，若对政治充满热情，便难免会沦为政客。
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仍旧渴望使他信服：小平同志曾当众赞誉，他深知你的才能与为人。
父亲言道：“我自有我的风格，秉持正义，勇于修正过失。我不随波逐流，只信仰真理。”
“‘文革’对党的损害和教益，难道就这样一笔带过就能了结吗？”
在会议中，一些领导成员感慨道：“在‘文革’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曾遭受过批斗，但难道我们未曾对他人进行过批斗吗？”他突然起身，指向对方质问道：“那你告诉我，我批斗过谁？”返程后，他仍怒气未消地表示：“若是真如所言，大家互相批斗，党理应更加坚定地采取果断措施！”
我将旧账逐一向他揭露。
于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会议进入对候选人名单的审议环节时，军队组中的众多同仁纷纷表达疑问：为何张爱萍同志未被列入政治局候选名单？既然其已确定将调入军委领导层，并将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按照常理，他应当成为政治局的一员。胡耀邦同志闻言，即赴军队组参与讨论，并对大家作出解释。他指出，在候选名单的拟定阶段，小平同志曾提出，军队在名单中所占比例偏高。秦基伟同志随即表示，既然大家认为军队人数过多，那么他本人可以主动退出。胡耀邦同志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张爱萍同志确实应当进入政治局。但他同时也表示，此事需向上级领导小平同志请示。随即，他离开讨论现场，片刻后归来，并转告众人，小平同志要求他向大家说明，他的观点是，名单应保持原状，不再进行任何调整。
随后，我向父亲求证此事。他回应道：“胡耀邦同志曾与我谈及此事，并特别提及了小平同志的言论，他强调你们不必过分担忧，爱萍同志不会对这些小事耿耿于怀。”
他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确实了解我这个人。”
我们这代年轻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这样表述：“政治局意味着什么？那是领袖，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彭德怀总司令，以及老一辈的帅才们……我们这些人，只是负责执行具体任务。”
我质疑道，那些事情早已过去许久。看你的性格，凡事都爱较劲，分明是担心你会掺和进来添乱。
这次他确实激怒了他，愤怒地斥责道：“真是无耻！让你进来，你为何不进来？你究竟有何等能力，有何等贡献，难道你自己都不清楚吗？即便地位再显赫，若是不作为，不也是会被百姓所唾弃！”
凝视着默默进餐的父亲，我不禁想：这样一个透明、率真、孤傲的人，竟能在党内攀升至如此显赫的地位，真可谓是奇迹。诚实地讲，党内高层人士对他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器重与信任。
